第三期：贸易战的金融因果
2019年9月20日晚，应巴曙松教授邀请，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博士做客“中国科大新金融讲坛”，为大家带来主题为《贸易战的金融因果》的精彩演讲。
徽商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王勇先生出席并主持了本次讲座。鲁政委博士于2012年12月被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确定为“上海金融领军人才”，曾在《经济研究》等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很多论文，不但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也具有积累了丰富的金融从业实践经验。
讲座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贸易战的金融缘由。鲁政委博士从美国发起贸易战背后的逻辑展开。美国对全球许多经济体存在贸易逆差，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大，对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的贸易逆差规模也较大。而结合历史来看，美国历史上曾针对北美、日本、欧洲、中国等地区都其贸易逆差最大来源的贸易伙伴，都曾采取过诸如压迫对方汇率升值、加征进口关税等贸易战行为，以期减少自身的贸易逆差。由此折射出，无论是用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是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这些国际政治理论家们的框架来解释，从历史的角度看，似乎都存在着逻辑不一致。其实，在鲁政委博士看来，特朗普的直接出发点和过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是针对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一般都会发起贸易战。接着鲁博士展示了几个重要的历史时点。第一个时间点为1970年，当时的美国的前四大贸易逆差来源经济体，第一名是加拿大、第二名是日本、第三名是香港、第四名是德国，在随后的1972年，美国便西方工业十国订立了“史密森协定”，要求其对美元升值10%。除香港地区外，其他三个国家均属于早期的工业十国。第二个时间点为1983年，当时排在前四位的贸易逆差国家之首便为日本，第二位是加拿大，第三位是墨西哥，第四位是中国台湾。随后的1985年“广场协议”，就要求日元、德国马克等都相对美元升值。第三个时间点为2003年，中国跻身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随后在2005年人民币便在要求下开始了升值进程。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对贸易伙伴采取怎样贸易抑制手段，美国自己的贸易逆差都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在持续不断的扩大。这说明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而非某一国采用不公平的贸易竞争手段导致的。
第二部分是中美贸易战的演进。针对部分将本次贸易战与1929-1933年各国之间竞相提高关税壁垒并提的声音，鲁政委博士指出，在1929-1933年那时的情况是各国间关税彼此之间相互都达到了40%-50%的水平，而本次只有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税大幅提高，而美国和除中国之外的全球其他经济之间、中国和除美国之外的全球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税仍然很低，即关税战把先前“一个平的世界”撕裂为了贸易的“三个世界“。因此，本轮中美贸易战其实并不能与1929年相提并论。中美贸易战对中美两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鲁政委博士以美国的大豆生产为例，论述了贸易战对美国的“伤害”：因出口锐减，导致美国绝大部分州的大豆产量减产；同时，对中国的影响来看，贸易战使得传统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得到了加快，来自美国的收入占比越高的产业，越容易在这次贸易战中受到冲击。不仅如此，贸易战也加速中国在新技术领域的国产化进口替代速度，特别是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进入高新技术领域的机会。此外，可贸易程度较低的服务业，未来仍可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
第三部分是贸易战的金融后果。首先反映在汇率上。在八月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鲁政委认为，这标志着人民币汇率进入了迈向自由浮动汇率的新时代。关于贸易战的金融后果，鲁政委博士指出，贸易可能导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收窄；为保持外汇储备不变，要求我国要加快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吸引更多外资流入。而与经常账户相比，资本和金融账户波动性更大，因此8月5号的汇率变动和调整是可预见的，市场需要更加灵活和自由的汇率。而随着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幅度越大，到一定的就可能反过来进一步最有汇率的走势、进而影响经常账户，所以，要关注资本和金融账户下的流入，导致人民币汇率无法反映经常账户基本面而出现持续高估的风险。汇率的均衡点往往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动态的，存在多重均衡，而并非任何一个均衡点对于经常账户来说都是均衡的。
（会后鲁政委博士与工作人员合影留念）